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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地方志事業的法治化路徑——從湖北省地方志工作實際出發

發布時間:2018年09月25日  來源:  編輯:袁君子

摘要:地方志編修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地方志是中華文明的璀璨明珠。地方志工作被納入法律規范體系是與其日益發展的實踐分不開的。于湖北而言,積極謀劃地方志事業的長遠發展,以第二輪三級志書、三級地方綜合年鑒編纂和地情資料搜集開發利用與信息化為主體,逐步形成了“十業并舉”的新格局。但湖北省地方志工作還存在創新力不足、規范化管理有待加強等問題。湖北省地方志事業法治化道路任重而道遠。法治化建設的主要路徑有樹立方志法治意識,堅持黨和政府對地方志法治化建設的領導、規范管理和改革創新地方志工作。

關鍵詞:湖北  地方志工作  法治化  路徑

地方志工作納入法律規范體系,這與日益發展的修志實踐密不可分。地方志有著悠久的編修歷史,迄今有9000余部地方志被流傳下來,這充分說明地方志編修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地方志是中華文明的璀璨明珠。全面梳理地方志的法治化歷史,客觀分析湖北省地方志事業的法治化發展現狀,對于在全面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大背景下,堅持依法治志,推動湖北省地方志事業法治化建設再上新臺階具有重要意義。

一、地方志工作的法治化歷史

“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 地方志編修,最早可追溯到先秦,宋代設立九域圖志局,使官修方志成為主流,各地修志蔚然成風。明清時期,方志編修日益制度化,出現了“天下郡縣莫不有志”的盛況。“志書上起全國一統志、各省通志,下至于府州縣志,旁及山川、土司、鹽井專志,細及于鄉鎮、地方雜記小志,類型十分完備。”[《修志問道 以啟將來——<全國地方志事業發展規劃綱要(2015—2020年)>發布一年來》,《光明日報》, 2016年08月29日 01版。]

俗話說,“盛世修志,志載盛世”。編修地方志是世界歷史文化長河中獨具特色的優秀文化傳統,是中華文化的根與魂。歷代都有地方志編修方面的法規頒布。《隋書·經籍志》中記載,“武帝時,計書既上太史,郡國地志,固亦在焉。”[來新夏:《方志學概論》,第46 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年。]

明永樂十六年頒降的《纂修志書凡例》曾記載,“分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里至、山川、坊郭、鄉鎮、土產、貢賦、風俗、形勢、戶口、學校、軍衛、廨舍、寺觀、祠廟、橋梁、古跡、城郭故址、宮室臺榭、陵墓、關塞、巖洞、園池、井泉、陂堰、景物、宦績、人物、仙釋、雜志、詩文。”[沈松平:《方志發展史》,第200-202頁,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該凡例規定了地方志書的門類及體例,是中央頒布的地方志質量標準,在地方志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至清代,政府重視編纂地方志,形成了60年一修地方志書的傳統。順治十七年(1660)就開始命令河南巡撫賈漢復督修方志。康熙十一年(1672)大學士衛周柞建議各省纂修通志,以備編纂《大清一統志》之需。康熙帝采納后詔令各地設局修志,責成學正檢查志書的質量,后來又限期成書。在地方志編纂規范方面,康熙帝曾將賈漢復主修的《河南通志》頒行全國,作為統一的格式。雍正元年(1728嚴諭各省縣修志。《清實錄·世宗實錄》載,“一統志總裁大學士蔣廷錫等奏言:本朝名宦人物,各省志書既多缺略,即有采錄,又不無冒濫,必得詳查確核,……請諭各該督撫,將本省名宦、鄉賢、孝子、節婦一應事實,詳細查核,無闕無濫,于一年內保送到館,以便細加核實,祥慎增載。”[《清實錄?世宗實錄》卷75《雍正六年十一月》,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明實錄?朝鮮王朝實錄?清實錄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mqlc/hanjishilu?@@1609332404,2018年4月13日。]

雍正帝根據蔣廷錫所奏指出,“朕惟志書與史傳相表里,其登載一代名宦人物,較之山川風土尤為緊要,必詳細確查,慎重采錄,至公至當,使偉績懿行,逾久彌光,乃稱不朽盛事。今若以一年為期,恐時日太促,或不免草率從事。著各省督撫,將本省通志重加修輯,務期考據詳明,摭采精當,既無闕略,亦無冒濫,以成完善之書。……倘時日既延,而所纂之書又草率濫略,亦即從重處分。”[《清實錄?世宗實錄》卷75《雍正六年十一月》,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明實錄?朝鮮王朝實錄?清實錄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mqlc/hanjishilu?@@1609332404,2018年4月18日。]

清代修志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尤其到了乾嘉時期在歷代方志理論研究基礎上最終形成了方志學。其中最為突出的代表性人物是章學誠,他將方志學理論運用到實踐中,其纂修的《湖北通志》即是代表作。“方志,從前人不認為史,自經章氏提倡后,地位才逐漸增高”。[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第33-34頁,《飲冰室合集》第12冊,中華書局1996年。]章學誠主張方志分立三書,即分一部志書為主體志、掌故、文征三部。“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征。三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合而為一,尤不可也”。[章學誠,葉瑛校注:《方志立三書議》,第571頁,《文史通義校注》卷六,外篇一,中華書局,2000年。]

至民國十八年(1929)12月,國民政府內政部頒布《修志事例概要》[沈松平:《方志發展史》,第211-212頁,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共有22 條內容,規定各省在省會所在地設立省通志館,各縣及各普通市興修志書,應行規定事項,令各省通志館參照本概要制定。并對志書的體例、結構、內容、編纂手法及各門類的具體要求都作了明確規定。

民國三十三年(1944)5月頒布的《地方志書纂修辦法》[沈松平:《方志發展史》,第213-214頁,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共九條,在《修志事例概要》的基礎上又詳細規定地方志書分為省志、市志、縣志三種,省志三十年纂修一次,市志及縣志十五年纂修一次。各省、市、縣修志書時,應由各省、市、縣政府設立修志館負責辦理。對志書文字、輿圖、內容等進行了規定。“各省、市、縣志書編纂完成,應將志稿送請內政部核定,俟核定后,始能付印。……印刷完成后應分送內政部、軍政部、教育部、中央圖書館暨有關機關備查。”[沈松平:《方志發展史》,第214頁,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在修志程序中規定先擬定凡例、綱目及編纂期限,還規定圖照、表格的種類和科學制作、大事記、藝文、文獻等門類的內容要點等。[黃葦:《中國地方志辭典·修志文獻》,第686 頁,黃山書社,1986 年。]

民國三十五年(1946)10月,又重新修訂公布的《地方志書纂修辦法》[沈松平:《方志發展史》,第215頁,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規定,各省、市、縣纂修事宜,應由各省、市、縣政府督促各省、市、縣之文獻委員會負責辦理。同時內政部還公布了《市縣文獻委員會組織規程》12條[沈松平:《方志發展史》,第217頁,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以推動各地地方志編纂事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方志法治化進程經歷了“方志法制”到“方志法治”的轉變。2006年5月18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第467號國務院令:“現公布《地方志工作條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地方志工作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屬于行政法規,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組成部分,是社會主義新方志編修工作在國家層面邁向法治化的開山之作,標志著地方志編修工作進入有法可依、依法修志的法制化階段。是依法治國方略在地方志工作領域得以實施的標志性文獻。

“方志法制”建設包括地方志法律制度和地方志工作內部規章制度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以《條例》為根本、以各地地方志行政法規為基礎建構的地方志法律規范體系;另一方面是根據地方志工作實際和發展需要而制定的行業性、專業性、領域性的地方志系統的內部規章制度。如“一納入、八到位”、評稿會制度、志書審查驗收制度、資料報送制度,再如第二輪修志的“24條”(《關于第二輪地方志書編纂的若干意見》)和規定志書質量的“50條”(《地方志書質量規定》)等[張晨:《亟待確立方志法治觀》,《社會科學報》2017 年1月19日第005 版。

]。

新時期,黨和國家領導人高度重視地方志工作,習近平總書記四次對地方志發表重要講話,李克強總理三次對地方志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劉延東副總理多次對地方志工作作重要講話、重要批示,地方志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

當前正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關鍵期,我們要以黨的十九大精神為指引,奮力推進湖北地方志工作法治化建設,助推湖北地方志工作向地方志事業轉型升級。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結合時代要求繼承創新,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為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貢獻湖北智慧。把為黨立言、為國存史、為民修志落到法治化建設實踐中。

二、湖北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編修地方志歷代為官修,在我國志書編纂歷史上,早有“官書”“官辦”“官職”“官責”的認識,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一段較長時期內,一部分政府部門并未真正把地方志編纂看作自己的職責。有些領導甚至認為編修志書“是可有可無的臨時性任務”“是社科研究部門、檔案館藏部門的職責”,機構設置、人員編制、經費等遲遲不能到位,造成地方志工作被邊緣化,瓶頸化。筆者依據湖北地方志工作法治化建設的實踐,從地方志工作部門這個維度,就湖北地方志工作法治化建設路徑作了些探討和思考。

1。現狀

湖北積極謀劃地方志事業的長遠發展,以第二輪三級地方志書、三級地方綜合年鑒編纂和地情資料搜集開發利用與信息化為主體,逐步形成了志(志書)、鑒(年鑒)、庫(數據庫)、館(方志館)、網(地情網)、用(開發利用)、會(學會)、刊(刊物)、研(理論研究)、史(地方史)十業并舉的新格局,保持了一直走在全國前列的好態勢,進入了一個全面發展、科學發展的歷史新階段。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湖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全省地方志工作

新時代,地方志事業面臨了新的機遇和新的挑戰。自國務院《條例》頒布以來,湖北省委省政府連續下發文件以指導全省地方志工作。2006年,湖北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下發《湖北省第二屆省、市(州)、縣(市、區)三級地方志書編纂方案》。2007年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299號下發《湖北省地方志工作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其中第17條專門規定,“由各級政府主修的地方志均為職務作品,受國家著作權法保護;參與編纂的人員,依法享有署名權等合法權益。”2017年3月28日,湖北省政府專門召開《規定》頒布實施10周年座談會,并建議加強《規定》的宣傳力度和檢查督辦,并根據新情況適時進行修改完善。

2015年,國務院下發《全國地方志事業發展規劃綱要(2015—2020年)》(以下簡稱《規劃綱要》),提出具體的目標和任務。就我省而言,省政府又連續兩年就地方志工作專項發文。2014年8月,湖北省政府辦公廳專門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全省地方志工作的意見”,明確規定,“積極推動《湖北省地方志工作規定》的修訂完善和地方志工作立法,用法制手段保障地方志事業的科學發展。各地、各部門應根據實際情況,對地方志工作開展督辦檢查,確保依法修志各項任務落到實處。”并將湖北省地方志工作納入到全省經濟社會發展“十三五”規劃,為全省地方志事業可持續發展提供依據。2015年,湖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印發《湖北省貫徹落實全國地方志事業發展規劃綱要(2015--2020年)實施方案》。省長王國生更是親自參加《湖北省志》總纂終審會,提出要以嚴的標準、實的作風,將《湖北省志》編纂成一部精品佳志。可以說從黨中央、國務院到省委、省政府這樣高度重視地方志工作,前所未有;這樣高密度的講話、批示,下發文件,前所未有。

年鑒編纂方面,湖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歷年都印發了《湖北年鑒》編纂方案,以指導年鑒編纂工作。

二是各級政府及部門高度重視地方志工作

在湖北省第二輪省志編纂過程中,省法制辦政治站位高,主動修志。《湖北省志·政府》卷專門開展 “法制工作志”編纂工作,并于2010年9月向省方志辦報送《湖北省政府法制工作志(提綱)》,歷時3年完成十萬余字《湖北省政府法制工作志》。

此外,各市、州政府高度重視方志事業,孝感市政府2017年為市方志辦投入170多萬元,用于史志書籍的電子數據化,新上任的市委書記第一站就到市方志辦考察工作,大力支持2018年全國名鎮志論壇會議在孝感舉辦。宜昌市將加快全市方志事業發展意見作為2018年市政府1號文件下發各地貫徹執行。武漢市將街道志編纂工作納入年度績效考核,并指定各區長掛帥。襄陽市政府在經費緊張的情況下,仍加大資金投入,推進方志事業全面發展,實現“十業并舉”目標。襄陽市方志辦還重視方志編纂理論與實踐研究工作,著眼村志編纂過程中的典型問題,編寫完成《村志編纂百問》,完成《村志編纂研究》理論專著。2017年8月,被中指組評選為“全國地方志科研工作先進單位”。各地還將年鑒編纂納入到政府目標考核中,極大地促進了年鑒編纂工作。

三是實施年檢備案管理辦法,為全國首創

湖北省地方志辦公室結合湖北地方志工作實際,出臺了一系列工作方案、規定、管理辦法等。

2008年省方志辦印發《湖北省第二屆三級地方志書資料管理辦法》。2010年,省方志辦下發《關于做好第二屆<湖北省志>資料管理工作的通知》《湖北省第二屆省、市(州)、縣(市、區)三級地方志書編纂行文規則(修訂稿)》,2013年,省方志辦印發《湖北省地方綜合年鑒編纂出版工作規定》(試行)。省方志辦印發出臺《〈湖北年鑒〉撰稿先進單位和優秀撰稿人評選表揚辦法(試行)》,對《湖北年鑒》撰稿先進單位和優秀撰稿人進行通報表揚,肯定成績、激勵先進。

2017年10月,省方志辦又以文件形式下發關于年檢備案管理辦法,此舉為全國首創。該辦法是規范全省各級地方綜合年鑒的編纂出版工作,提高編纂出版質量,保證縣級及以上年鑒編纂工作提供法治保障的重要舉措。其中第七條明確規定,“按照屬地管理、分級審理的原則,市級年鑒報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備案,縣級年鑒報所屬市級地方志工作機構備案。”[《關于印發<湖北省地方綜合年鑒備案管理辦法(試行)>的通知》,鄂志辦發[2017]24號。]

除第五條規定“報送備案的年鑒應遵守國家關于保密、著作權、出版、廣告等方面的法律、法規或規章,遵守黨和國家關于民族、宗教和對外關系等方面的法規或政策,維護國家利益、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關于印發<湖北省地方綜合年鑒備案管理辦法(試行)>的通知》,鄂志辦發[2017]24號。]外,還將具體備案報送時間節點作如下規定,“縣級以上地方志工作機構應于每年1月底前向上級地方志工作機構報送本年度年鑒編纂方案,上級地方志工作機構應于受理后7個工作日內完成審查備案,若發現問題應及時反饋意見。……縣級以上地方志工作機構應于本級年鑒出版后1個月內向上級地方志工作機構報送年鑒以備查存檔。……縣級以上地方志工作機構應加強出版后的年鑒審讀工作,于每年年鑒出版后1個月內向上級地方志工作機構上報年鑒質量審讀自查報告。”[《關于印發<湖北省地方綜合年鑒備案管理辦法(試行)>的通知》,鄂志辦發[2017]24號。]

這些舉措獲得了獲得中指組的肯定,武漢市在2017年由中指組組織的全國地方志優秀成果(年鑒類)評選中,《武漢年鑒》(2016年卷)獲得特等獎。

四是開展志鑒編修通報制度

在志書、年鑒編纂過程中,定期開展通報制度。二輪地市縣志修志過程中,建立完善的層級指導制度。充分依托省、市、縣(區)三級地方志機構,開展志鑒編修通報工作,極大地促進了地方志工作的開展。如2009年,省委、省政府專門就全省第二輪三級地方志書編纂工作及《條例》和《規定》落實情況進行了一次督辦檢查,并下發了督辦情況通報;此后,省方志辦連續14期向全省方志系統發送督辦通報。枝江市史志辦通報全市2017年鎮村志編纂工作進展情況;公安縣督查辦對鄉鎮開展鄉鎮村志編纂工作情況進行專項督查并通報;荊州區發通報督辦鎮村志編修等。有力地促進了全省第二輪地方志書編纂工作的順利開展和全省地方志工作的整體平衡發展。

五是編纂出版《湖北省湖泊志》

開放利用方志資源,地方志工作部門大有可為。湖北省地方志系統充分利用豐富的舊志資源和新方志編纂中積累的地方志資料,圍繞方志資源的開發利用,重視方志資源的深入挖掘,出了一批具有社會影響的成果。其中《湖北省湖泊志》就是代表性成果之一。

湖北素有千湖之省的美譽,湖泊危機就是湖北危機。湖北地方志辦公室會同湖北省水利廳等單位編纂的《湖北省湖泊志》于2014年出版,給每個湖泊建戶口、定責任,為全省7480個湖泊立傳。經詳細查勘,目前湖北共有天然湖泊755個,人工湖泊6275個。[ 《湖北省湖泊志》編纂委員會:《湖北省湖泊志》序一,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年。]本志還將《湖北省湖泊保護條例》《湖北省湖泊保護與管理白皮書》《省人民政府關于加強湖泊保護與管理的實施意見》等文件寫入志書。

另外,鄂州市主動從志書中挖掘出有關梁子湖流域的史料,為《梁子湖流域水資源保護條例》的起草提供大量翔實資料,受到社會的一致好評。

六是積極參加修訂完善《條例》工作

2016年中指辦下發《關于進一步修訂完善國務院<地方志工作條例>征求意見的函》,湖北省將征求意見函轉發到全省方志系統廣泛征集意見,并于2016年5月5日召開了紀念《條例》頒布實施十周年座談會,提出地方志的定義、定位、功能,法制化建設等十三個方面的意見和建議。其中在法制化建設的第一條就提出建議在《條例》基礎上啟動地方志立法程序,爭取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志法》列入立法項目,要求省一級制定地方志工作的地方性法規或政府規章,市、縣一級出臺實施辦法。

2。存在的問題

到今年5月18日,《條例》已經施行整整12年之久,《規定》也已施行11年。《條例》和《規定》在湖北地方志工作中曾發揮過積極作用,《條例》標志著地方志工作從依靠行政命令到實現有法可依,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但隨著地方志事業突飛猛進的發展,隨著地方志事業從“一本書主義”向十業并舉的轉型升級,光靠一部行政性法規和一部地方規定,已解決不了事業發展的問題,《條例》作為一部行政法規,已經不適應依法治國、依法治志的要求,迫切需要一部法律來規定地方志工作機構職能和地方志相關活動,調整地方志工作中各相關主體的權利與義務。于湖北地方志事業而言,還存在以下問題。

一是法治觀念有待加強。在湖北,依法治志的理念還未深入,“一納入、八到位”的要求還未完全落實到位。“兩全”目標任務還未完全完成,特別是“兩全目標”中的地方綜合年鑒實現公開出版還存在一定困難,市縣兩級綜合年鑒應公開出版103部,實際公開出版47部,公開出版率為45。63%,低于全國平均值。二是規范化管理亟待加強。地方志事業發展不平衡現象突出,志鑒編修成果豐富,但信息化與方志館建設較為滯后。為充分發揮方志館 “三個中心一個基地”作用,湖北省方志館應適時改造升級。地方志隊伍結構不盡合理,專業人才缺乏。三是創新力不足。地方志在“五個湖北”建設中潛在優勢和重要作用發揮不夠。地方志工作還堅持在傳統的志鑒編修,地方志創新力度不夠。雖然有幾個單位在創新上做得不錯,但部分地區方志辦工作被動,甚至有個別單位連基本的任務都沒有完成,“十業并舉”推進有難度,更遑論地方志法治化。

三、湖北省地方志事業法治化建設路徑

志鑒編修是地方志工作的本職業務,是專業技術性較強的工作。正是因為這個特點,國家對于地方志工作的管理和調控是指導定位,即對地方志編修專業技術工作的“指導”。但現實工作中,國家層面對于地方志工作的“指導”顯然不會局限于此,地方志工作的定位應當是“領導”而非指導。社會主義新方志的內涵發生了變化,因此,編修社會主義新方志亟待確立“依法治志”的地方志工作法治觀。這就要強化政府在推進地方志法治化建設中的領導作用,進一步規范和管理地方志工作,不斷創新地方志工作。

1。堅持黨和政府的領導

樹立方志法治意識,堅持黨和政府對地方志工作法治化建設的領導。在地方志法治時代,地方各級政府是開展地方志工作的主體,其地方志部門是地方志工作的執行機關和承擔主體。地方各級政府及方志部門根據行政法規授權和政府內部分工與職責安排成為本地區地方志工作的法律主體,承擔開展地方志業務、保護地方志資源、維護自身地方志主體地位和權益等方面的工作。[張晨:《地方志工作法治化探究》,http://qdsq-sb。qingdao。gov。cn/n18810935/n18869635/n18869638/170206162400329444。html,2018年4月18日。]以政府職責為中心,從法律上確立地方志編修工作的基本體制和機制。

一是落實好《規劃綱要》,深入推進“一納入、八到位”,繪制好我省地方志工作法治化藍圖。二是要站在維護國家安全的高度認識到地方志工作法治化的必要性。三是要以憲法為根據,用憲法修正案的最新成果指導立法。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樹立法治意識首先要樹立憲法意識。全面理解憲法修改的基本精神,用憲法修改的最新成果指導湖北地方志工作的法治化實踐。四是要徹底摒棄地方志“一本書主義”思維,按照新時代方志事業發展要求,科學界定方志的內涵與外延。

2。規范管理地方志工作

以《地方志工作條例》為參照,全國已有28個省(區、市)出臺省級地方志法規規章。在《條例》精神的指引下,結合湖北地方志工作實際,湖北省于2007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湖北省地方志工作規定》(以下簡稱《規定》),旨在規范本省行政區域內地方志的組織編纂、管理、開發利用工作。但隨著時代的變化,湖北地方志事業的法治化道路任重而道遠,還需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推進。一是不斷健全地方志法規體系。以《地方志工作條例》為“基本法”,湖北根據“基本法”制定的地方志行政法規,地方志工作實現了有法可依。以《規劃綱要》為參照, 2015年12月,《湖北省貫徹落實<全國地方志事業發展規劃綱要(2015—2020年)>實施方案》出爐。但這還遠遠不夠,在此基礎上,湖北應進一步健全地方志法規體系,推動地方志立法工作,要站在為黨和國家管好方志的高度看待地方志立法工作,摒棄部門本位主義,把為黨立言、為國存史、為民修志落到立法實處。二是探索責任清單制度,嚴格規范依法履職。早在2006年,《條例》就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負責地方志工作的機構主管本行政區域的地方志工作,履行下列職責:(一) 組織、指導、督促和檢查地方志工作”[國務院《地方志工作條例》第五條。]。湖北也應在地方志工作法治化道路上再邁進一步,積極借鑒外省經驗,探索建立責任清單制度,持續開展督查督辦工作,將地方志工作全面納入到依法治志的軌道上來。另外,亟待建立“資料年報制度”,以法律的形式明確相關單位定期報送資料。三是不斷優化法治環境。近年來,雖然湖北也開展地方志法規宣傳活動,曾多次組織開展紀念《條例》頒布施行十周年紀念活動,開展法規宣傳。但在形式多樣化方面還有待加強。諸如把法治教育納入方志系統培訓內容,通過組織法治培訓班、法治宣講團、知識競賽、法治內容考試等方式,不斷提升各級政府和地方志部門對《條例》《規劃綱要》貫徹的自覺性,增強地方志工作者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開展地方志工作的能力。

如今,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從地方志編修實踐角度出發,啟動地方志工作立法工作,起草了《關于地方志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的建議》《地方志人大立法項目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志法(草案文本)》等相關文件。湖北地方志系統應借助這一東風,繼續探索適合自己的法治化路徑,為全國方志事業貢獻出湖北智慧。為把湖北方志事業法治化建設推向新的階段,應堅決支持中指組關于地方志法的立法工作,將法規上升為法律,以適應地方志工作的社會化,增強依法治志的權威性。

3。改革創新地方志工作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強調“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是對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問題的又一次強調,而且特別提到“創造性”和“創新性”這兩個特性,提到“轉化”和“發展”這兩個終極目標。

傳統文化是先人留給我們的遺產,具有現實價值。但是文化又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伴隨著歷史的進程,隨時發生著這樣那樣的變化,諸如文化的內在特質發生變化,外在表現方式發生變化,還有人們對特定文化的闡釋和解讀發生了變化。只有堅持創新,才能讓歷史具有連續感,文化事業才能汲取文化養分,承傳文化基質,確立中華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

一是創新方式,做好主業。地方志事業的發展、地方志法規政策的建立和完善本身就是地方志工作的一種創新。[ 鄭欣:《試述依法治志的實現途徑——以廈門志書編纂工作為例》,《福建史志》,2018年第1期。]《規劃綱要》指出,“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修志的優良傳統,認真總結地方志工作的經驗教訓,深化改革,與時俱進,推動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方法創新。”[ 《全國地方志事業發展規劃綱要(2015-2020年)》第二條第4點。]

修志編鑒是地方志工作的主業和中心任務。地方志事業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地方志工作部門就一定要出佳志良鑒,多出精品。從三級修志到五級修志,地方志工作的內涵和外延都在不斷擴大和深入,也是地方志事業創新的表現。于湖北來說,一方面要進一步加強對全省各級部門修志業務指導,不僅是對省志各承編單位,重點是加強全省鄉鎮村志、部門志、社區志的編纂業務指導。另一方面要繼續抓好地方志系統自身法治建設。全面落實從嚴治黨責任,認真抓好黨的建設。要緊緊圍繞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搞好頂層設計。

二是依法治志,補齊短板。“歷史證明,依法治國,是人民的共同愿望,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建設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根本大計。”[王家福、李步云等: 《論依法治國》, 《法學研究》1996年第2期。]

2015年國務院印發的《規劃綱要》,提出了堅持“依法治志”原則,為地方志事業可持續發展明確了法治化方向,也為地方志事業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法治保障。全面落實“依法治志”,是地方志工作部門推動地方志事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任務。

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大背景下,黨和國家對地方志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任務和要求,把全面“依法治志”落到實處,當前重點就是要把“一納入、八到位”真正落實到位,真正推進湖北地方志工作法治化建設,有序推進地方志事業的持續健康發展。補短板,依法健全工作機構和完善工作職能。按照《條例》和《規劃綱要》的要求,對照“八到位”,認真分析地方志工作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制定有針對性的“補短”措施,這是推動湖北地方志事業法治化的重要環節,也是順利完成地方志事業“十三五”規劃目標和任務的重要途徑。根據湖北實際,著力要補齊兩個短板。一方面要堅決執行《規定》,特別是基層的執行力度。盡快出臺一部與時俱進的地方志管理文件,以更好地適應當前湖北地方志事業的發展,促進地方志事業的法治化。另一方面要加強修志隊伍法治化意識的培養。創新隊伍建設思路,在志鑒組稿、審稿、評審等環節跟蹤指導和把關。第三輪地方志編修工作即將開始,迫切希望地方志法能在條件、政策、人才、理論準備上、法治保障上進一步予以明確。

三是加強宣傳,擴大影響。“有為才有位。”湖北地方志工作要走上法治化道路必須要加強宣傳,擴大方志資源和方志工作在社會上的影響力。一方面要服務于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將方志工作納入到湖北省“十三五規劃”的文化事業中去,充分發揮方志工作的軟實力,為經濟社會發展作貢獻,同時也宣傳了地方志工作的“官修”地位。另一方面要保持加強地方志法治化理論研究及宣傳工作。依托湖北省地方志學會和湖北省年鑒研究會,進一步大力加強人才隊伍建設,著重培養干部隊伍的業務能力,加大地方志法治化培訓力度,定期組織方志人員進行業務培訓和理論研討。在培訓課程中,多設計法治化的內容,務求實效,依法治志。

再者,在國家機構改革的大背景下,結合湖北地方志法治化建設實踐,還可以借鑒其他學科的知識擴展思路和視域,也可以借鑒黨史工作、圖書館工作、博物館工作、檔案工作及高等學校、研究院所等機構的科研管理工作和其他形式的文化事業項目的發展經驗,不斷擴大地方志工作的內涵和外延,切實將湖北地方志工作推向新的法治化階段。要充分利用方志成果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服務鄉村振興戰略,服務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需要,彰顯文化自信。要通過方志載體,擴大方志影響,發揮好方志典型的榜樣力量,宣傳好湖北,講好家鄉故事。

作者張曉紀,女,1983年出生,歷史學博士,湖北省地方志辦公室省志工作處(市縣志工作處)二級主任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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